2022年，西安歐亞學院發布了六大研究院：城市有機更新研究院、數字化研究院、文化與品牌發展研究院、物業研究院、教育創新研究院和質量管理研究院。

有一位關注歐亞發展的教授提醒我，你們這六個研究院沒有依托學科平臺進行建設，想要產出學術成果恐怕比較困難。我知道這位教授用心良苦，他的建議自然有道理。按照學科邏輯或者現在倡導的跨學科邏輯，大學研究院所應依托某一個或某幾個學科，按照學科去框定知識生產的范圍和目的，這樣既符合學科的研究范式，也符合大學生產知識的工作習慣。只不過，在現實社會中，知識生產的模式并不是簡單按照學科邏輯而推進的。

應用型大學開展科研工作正當其時我國應用型大學主體是1999年之后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約600多所，包括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這部分學校的核心職能是應用型人才培養，主要目標是培養出更多合格的本科畢業生，實現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主力軍。升本伊始，各學校辦學規模普遍急劇擴大，領導者主要精力與辦學資源主要應對學校規模擴張、辦學條件的改善、師資與行政服務人員的招聘與訓練。從思想意識上，很難重視均衡發展，關注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的開展；從能力而言，大多數院校也缺乏科研與社會服務的人才隊伍與能力，自然無法產出高質量的成果。

這也不是偶然的狀況。今年4月23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原會長瞿振元教授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的一次演講報告中介紹，解放以后，中國高等教育學習蘇聯高等教育模式，將科研體系與教學體系分開設置與管理，截至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大學的職能主要圍繞教學開展，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第一次提出大學既要教學也要搞科研。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高校才正式將科研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職能。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增速的下降，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趨于平穩。經過幾輪教學評估之后，應用型大學的師資隊伍結構和規模已經有了大幅改善，基本上都已經達到18：1的生師比。根據高校生師比管理規定的基本要求，高校教師應該將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用于從事科研和社會服務工作，應用型大學已經具備從事科研的人力資源基礎。

我在《人口下降趨勢下，應用型大學如何反敗為勝？》一文中提出，“應用型大學的三個轉變：從關注學校在大學體系內部的排名以及自身升格發展，向關注學生學習與生活體驗和滿足知識社會終身教育需求的轉變；從學校相對封閉的辦學狀態，向深度產教融合、全面開放辦學轉變；從爭取政府資源、提升學術聲譽為導向，向滿足所在區域與行業企業高質量發展需求、獲取社會資源轉變”，其核心要義是以學生為中心，全面開放辦學，發揮人才與知識的優勢服務社會。

縱觀世界上的應用型大學和知名創業型大學，學費收入只占到學?？偸杖氲囊徊糠?，社會捐贈、科研、社會服務也是其重要收入來源。對于應用型大學而言，科研和社會服務是緊密結合的，科研成果必須能為他人所用并且可以產生實際效用，這樣才能得到社會認可，也才能帶來新的收入增長與多元辦學資源。

學科導向與應用導向

大學有兩種知識生產模式，模式一是以學科為導向，確定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環節被一小群科學家，通常是學術團體所支配，產生出的知識是分學科的、具有等級性的，主要在大學中傳播[1]。在這種模式下，研究成果主要是內循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學術自身的發展與繁榮。還有另外一種模式，被稱之為模式二，主要以應用為導向，按知識使用者的要求去生產新知識[2]，不同學科之間、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界限模糊。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的核心觀點就是高等教育認識論與高等教育政治論，前者對應的是模式一，后者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狹義“政治“，而是指高等教育服務于社會，改變社會，高等教育政治論對應于模式二。

應用導向的知識生產以應用為情境，以跨學科為手段，以多變的組織為載體，以社會責任和績效為標準[3]。這種模式搭建了高校學科與社會行業的橋梁，實現學術成果轉化，注重社會服務功能。

這兩種模式在一所大學中可能是同時存在的，但模式一更加符合我國高?？蒲泄ぷ髡叩牧晳T和經驗，也符合目前我國科研體制實行集中管理、分學科管理的現狀。模式二雖然也可歸入跨學科研究范疇，但它并不一定以建立一個新的、跨學科的學科為目的，也不以修復統一某些理論或范式為目的。相反，它在本質上是一種暫時性的研究領域和方向，具有高度的可變性。這種應用導向的知識生產模式影響非常廣泛，不僅影響生產什么知識，還影響知識如何生產、知識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識組織的方式、知識的獎勵體制、知識的質量監控機制等等。

我們也需要警惕模式二存在的弊病。知識社會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社會，大學經常經不住政治與經濟的誘惑，加之機構自身做大做強的沖動使然，大學什么都想做，結果功能日益泛化，甚至已無法區分哪些才是自己的核心使命。前些年，一位建筑工程的教授告訴我，他所在的學院已經演變成了建筑設計院，承接了很多工程設計項目，利用自己的人才與設施優勢，與建筑設計院進行價格競爭，占用了教師的精力，影響了正常的教育教學投入以及應該承擔的本領域的研究探索使命。

有組織的研究教師的工作職責包含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三個方面。對于一位教師而言，同時做好這三項工作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我國各個學校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少探索與嘗試。國外大學采取了一種“有組織的研究”模式值得借鑒。以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為例，它們普遍成立了一種獨立科研組織——“有組織的研究單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ORUs）。這些ORU與傳統院系平行設置，它們的主要任務是在應用研究領域和外部資助密集的領域進行跨學科研究，以滿足社會對新知識的種種需求。其存續完全依靠自己所獲得的經費，ORU也必須接受大學的監管，業務、人事與財務必須符合學校的規定。美國學者杰拉爾德·斯塔勒和威廉·塔什的調查顯示，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展最快的研究型大學平均有28%的研究經費來自于ORU[4]；ORU從制度和組織上促進了大學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專業人才培養的發展，以其突出的研究成果和成果轉化效率，為大學帶來了更大的聲譽和影響力。因此，ORU制度被譽為美國高等教育界的第二次革命, 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學的經費結構、學術研究的性質以及研究組織[5]。

德國應用科技大學的科研職能在1985年由德國《高等學?？偩V法》所確立。它們沒有效仿綜合性大學的基礎研究，而是依托社會需求開展各種各樣的橫向課題，解決當地政府、企業生產和社區生活等種種問題，贏得了各界的支持。近些年，德國應用科技大學獲得的第三方資助不斷提高，第三方經費在德國應用科技大學教授科研經費中已經占到40%[6]。

當前，我們國家也在推行有組織的科研，強調推動高校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更高質量、更大貢獻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對于應用型大學而言，運用有組織的科研模式，服務地方產業和城市發展，就是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在院校層面，推進全面開放辦學，以產學融合培養人才，以應用為導向開展研究活動，打造相對獨立、具有較強研究水平和交付能力的科研團隊，并賦予這些團隊足夠的自主權和生存責任，讓他們在自由競爭中進行錘煉。如果這些團隊活下來了，而且活得很健康、很富足，那么他們的生存發展和經濟效益自然就是應用型大學社會服務效益的最好證明。

一言以蔽之，應用型大學的科研是為了服務社會的科研，應用型大學的社會服務是以科研為前提的服務，應用型大學的科研始終服務于本校的人才培養。

參考文獻

[1] 杰勒德.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2] 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 王建華.知識社會視野中的大學[J].教育發展研究,2012,32(03):35-42.

[4] 於榮.有組織研究單位的發展及其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影響[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1,32(04):86-91.DOI:10.14138/j.1001-4519.2011.04.012.

[5] 文少保.美國大學“有組織的”跨學科研究創新的戰略保障[J].中國高教研究,2011,No.218(10):31-33.[6] 韓伏彬,董建梅.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面面觀[J]. 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學報,2020(01):26-30.DOI:10.16350/j.cnki.cn12-1442/g4.2020.01.005.